评论:日本首相频繁辞职是耻感文化政治体现

2020-04-05 10: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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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4年,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搜集了大量的资料,写成了《菊与刀》一书,这本书不仅影响了美国后来的对日政策与重建方略,而且也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她在书中提出了“耻感文化”的概念。

  她指出,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“罪感文化”,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,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。而我们的近邻日本人的行为模式,则是属于“耻感文化”,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,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。

  菅直人作为鸠山的盟友,在执政理念上与鸠山基本相同,与小泽的关系也不紧张,在目前情况下会让政权过渡自然。他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也高,能获得党党内多数人的支持,是收拾鸠山留下的残局的合适人选。

  频换首相不利于日本社会长期战略性的发展。要想改变首相短命的局面,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,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。日本政坛在8年到10年之内可能还处于动荡期。

  在日本,首相做了错事或者“食言”难以收场,新闻评论必须给民众道歉,并要作出交代,自动引咎辞职以负其责就是一种选择。这种“耻”文化的传统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坛的惯例或者潜规则。

  梁云祥认为,短期对日本社会影响不大。由于日本的国家机器和政党分开,国家机器只对国家负责不对政党负责,因此老百姓的生活不受直接影响;而日本经济运行有其本身的逻辑,也不会因为政坛的变化受到直接影响。

  梁云祥说:“从长期来看,难以在任内为国家制定宏观发展目标,频换首相不利于日本社会长期战略性的发展。”

  他认为要想改变首相短命的局面,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,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。“暂时看不到日本政体改革的可能性,日本政坛在8年到10年之内可能一直处于动荡期。”梁云祥预测说。

  加藤嘉一也认为,日本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。但他同时指出,这是在自民党和党政权交替下产生的“必要成本”。

  他解释说,从未执政的党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,需要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更多尝试,比如这次对美日同盟的调整。可以说,未来调整还会继续,这对日本政坛的创新是有好处的。同时他也承认,日本需要有一个像小泉、奥巴马一样有号召力和人格魅力的物,鸠山在这方面有欠缺。

  鸠山下台后,党副代表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成为热门人选。黄大慧认为,菅直人上台似乎更合情合理,因为他首先作为副首相、鸠山的盟友,在执政理念上与鸠山基本相同,与小泽的关系也不紧张,在目前情况下能让政权过渡自然。

  他本人在党内的威望也高,能获得党党内多数人的支持,是收拾鸠山留下的残局的合适人选。而如果是党内鸠山反对派上台,小泽和在国会中以小泽为中心的150个议员也不会同意。

  梁云祥也认为,不管谁上台,执政理念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。“就菅直人来说,他本人不是强有力的领导,显得更软弱些,在个人感情上对中国会不错。”

  梁云祥预测,在7月份的选举中,党仍然是第一大党,但过半数的可能性不大,可能联合国民组成执政联盟,工党也成为联合的潜在对象。

  从2006年到现在,日本政坛短命首相接连出现。梁云祥分析,这和日本制度中“首相权力过小”有关。这种体制使首相在推行重大政策上存在巨大障碍,如果首相不能获得较高的支持率,其执政压力就非比寻常。

  梁云祥对此有切身体会:“前段时间我访问日本时就看到,鸠山就像个可怜的磕头虫一样三天两头向冲绳民众道歉,连冲绳的小学生都反对他,没有一点的风光。”

  其次,日本政坛“朝小野大”,首相受到的牵制较大。1993年,日本自民党,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地位,从而出现了所谓“朝小野大”的政体危机。党首次上台后也没能挽回这种局面。梁云祥比较说,从制度上讲,日本的首相受国会牵制太大,美国的总统与国会互相牵制,总统即使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,没有特殊情况都需要干满最短四年的任期。

  第三,这和近年来日本制度的庸俗化有关。在日本政界,政治家的目标集中在如何“不下台”、怎样多拉选票以及处理对立政党制造的“丑闻”上。这说明日本的制度走偏了,甚至有些极端。

  加藤嘉一从日本政治文化的角度做了解读。他认为,日本社会的个人高度负责的“耻”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觑。在日本,首相做了错事或者“食言”难以收场,必须给民众道歉,并要作出交代,自动引咎辞职以负其责就是一种选择。这种文化传统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坛的惯例或者潜规则。

  加藤还指出,新闻评论日本民众选民与政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,也是造成日本短命首相的原因。由于选民对政治不关心,对政党政治不信任,而媒体又迎合了选民反政治的氛围,因此几任首相支持率低下就不难理解了。再加上“民调决定政治”,一旦支持率低下,首相宝座就难以自保了。

l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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