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评论写作

2020-01-11 11: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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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76年10月粉碎“”,大快人心事,我的心情与全国人民一样;但是,我又另有一种特殊的个人感受。1959年10月,我大学一年级时,姚文元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文章,批判吴雁(王昌定)的《创作,需要才能》,我感到他不讲道理,无限上纲,便撰文与之辩论,为此遭到姚文元的点名批判。中国评论新闻后来姚文元飞黄腾达,身居高位,成为“”骨干成员,给我造成很大压力。1965年,我拟调入天津师院学报编辑部,有人就质问:“夏康达是姚文元点名批判的,你们还要?”学报负责人调查了事情原委,中国新闻评论认为属于学术问题,调动才不受影响。“”的垮台,对我的人生,无异于砸碎了一个无形的枷锁。

  年轻时报考中文系,我是立志以文学事业为终身职业的。被姚文元批判是一个打击,及至1966年、“”炮制的文艺“黑线”论抛出以后,我原先的志向几被轰毁,还没有踏上文坛就打算远离文学了。“”垮台,我又重新燃起希望。1977年,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分别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,旗帜鲜明地提出彻底批判“文艺黑线”论,肃清“左”的影响和流毒。1978年5月由理论界肇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,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,在文艺界也引起巨大反响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(1978年12月)精神指引下,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胜利。就是在改革开放跨出豪迈步伐时,我的人生也重新生出活力,意气风发地进入不惑之年。

  1977年2月,我在《天津日报》发表揭批“”的杂文,从此再接再厉,积极投入拨乱反正、思想解放的斗争。在写作过程中,有时也会感到风云变幻的迷惘,遇到是非莫辨的难题。面对这种复杂情况,要作出正确决断,对自身的识别能力、理论水平都是锻炼和考验。

  第一次引起我深思的,是阅读李准在1977年出版的小说集《李双双小传》,作家在《后记》中检查自己创作中的问题时,赫然把“写中间人物”列为一项。“”横行时,“写中间人物”被列为“黑八论”之一遭到批判,深受群众喜爱的《李双双小传》也因此被。李准复出之后,却还在为这个莫须有的“罪名”自我检讨,我震惊之余,深感“”的流毒之深,于是写了《“写中间人物”辨》(《光明日报》1979年3月6日),是国内为“写中间人物”正名的较早的文章。

  1979年第6期《河北文学》发表一篇文章《“歌德”与“缺德”》,把当时一批揭批“”罪行的作品斥为“缺德”,大张挞伐。此文一出,立即引起争论。我觉得文章涉及现实主义文学怎样正确反映生活的问题,也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其时方兴未艾的“伤痕文学”。作者举起“缺德”的大棒,颇有一棍子打死的架势,显然不是正常的文艺争鸣,而是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杂音。既然这么认识,我就态度鲜明地写了《也谈歌颂与暴露》,参加这场争论。

  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发表之后,好评如潮,但是也有一些不同意见,引起一场争论。我感到这篇作品是改革文学最早出现的扛鼎之作,便赶写文章,发声力挺。为改革文学的优秀作品鼓与呼,我认为是做得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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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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